台湾的学院现代主义中西文化关系与中国现代文(6)
【作者】网站采编
【关键词】
【摘要】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卡夫卡早期的作品,几乎每一篇都是这样的,包括《变形记》。《变形记》一开始就让你进入一个荒谬的世界,可是对那个世界的描
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卡夫卡早期的作品,几乎每一篇都是这样的,包括《变形记》。《变形记》一开始就让你进入一个荒谬的世界,可是对那个世界的描写却非常写实,爸爸妈妈,妹妹拉小提琴,还有两个人在租房子。爸爸第一次看到他变成一条大甲虫的时候,他在屋檐上面,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,爸爸拿一个苹果丢到他肚子上,写得非常真实。卡夫卡对我们的引诱力就在于这里。我有一位师姐叫丛甦,后来在纽约图书馆工作,现在刚刚退休,她当时看《变形记》激动得不得了,马上就写了一篇小说,就是写卡夫卡的。那时候卡夫卡带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,可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,我是事隔几十年,因为最近要在台湾教他的作品,我才做一些研究。我看到国内一位学者范劲写的书,讲德国文学在中国的来龙去脉,叫《德语文学符码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》,他说1930年赵景深在文章里面提到过卡夫卡,后来又有几位文学编辑提到过,还有一篇翻译,不过翻的不是《乡村医生》,而是用法文翻译的卡夫卡早期的《冥想集》中的一个短篇,后来还有一篇。所以真正把卡夫卡的小说做全面介绍的,应该就是在1960年3月出版的《现代文学》第一期上。
从这里你就可以发现,在这样一个学院的环境里面,卡夫卡到底对我们这些朋友有没有影响呢?我觉得对王文兴是有影响的,我跟王文兴求证过好几次,《现代文学》第一期选卡夫卡是谁的主意,我猜一定是你的主意,他说不错。当时他和白先勇的分工就是,白先勇负责约创作稿,王文兴负责约这种介绍的稿子。他们有个编辑委员会,里面大概只有四个人,就是白先勇、王文兴、欧阳子、陈若曦。陈若曦比较喜欢创作,欧阳子是个学院派,他后来在外文系当助教,可能他跟王文兴一起,再加上一些外围分子,像陈次云、张先绪、戴天、林耀福,林耀福后来当了台大文学院院长,我就是在外面打杂的,就是实在找不到人手了,就找我们这些人去打杂。这些老同学我最近都见过,比如王俞静、谢道娥,还有当年我的第一任女朋友,现在已经过世了,都是做翻译的,用笔名做翻译。现在台湾的学者做了很多研究,把所有出版的杂志都找出来了,非常有意思。你可以看得到,在前两年一直是双月刊,1960和1961年,我们1961年毕业以后,白先勇当兵去了,在前两年都介绍了哪些人呢?我随便把名字报一下,第一期是卡夫卡,第二期是美国作家托马斯·沃尔夫,第三期是托马斯·曼,托马斯·曼有篇小说叫做《衣橱》,也是我翻译的,我现在可以正式宣布,我用的笔名叫做树静,没有人知道,只有我自己知道,第四期是乔伊斯,第五期劳伦斯,第六期弗吉尼亚·伍尔夫,下面是萨特、美国剧作家尤金·奥尼尔、威廉·福克纳、写《愤怒的葡萄》的约翰·斯坦贝克、叶芝,再下面是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、美国文学专号、加缪,后来到第31期的时候重新介绍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,有15篇小说全部介绍进来了。记得塞缪尔·贝克特、亨利·詹姆斯,还有菲茨杰拉德,是我把他们比较重要的作品选出来的。
当时我们心目中最喜欢的作家就是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。大家知道菲茨杰拉德是什么样子吗?你们可以看一部电影,就是伍迪·艾伦最新的片子,叫做《午夜巴黎》。那个叫吉尔的傻兮兮的作家来到一个party里面,见到的那个人就是菲茨杰拉德,菲茨杰拉德说这是我太太塞尔达,她是不是个大美人?然后他又在另一个酒馆里见到了海明威,海明威骂了他一顿,说我讨厌你的小说,如果写得不好,我讨厌,因为我讨厌烂小说;如果写得好,我会嫉妒,于是更讨厌它。当时这些人,特别是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,都流浪在巴黎,二十年代巴黎的咖啡馆里这样的作家很多,他们和欧洲的艺术家混在一起,包括后来拍电影的西班牙的布努艾尔,电影里面也演过,还有画家,这些人都和他们混在一起。这批美国作家回国后,他们的写作就很自然地把欧洲现代主义的一些因素带进来了,可是他们的题材是美国的。
海明威是一个例外,他早期的作品完全是美国式的,因为他是生在威斯康辛州,他的《尼克·亚当斯故事集》(TheNickAdamsStories)里面专门讲小孩子的故事,他的特色就是没有一句废话,王文兴就是跟他学的。他的语言是干燥燥的,可是非常有力,说得不好听一点,不是王德威式的那种美文,王德威的语言非常美,海明威的语言是不美的,但非常有力。当时我们的“圣经”就是他的《老人与海》,我们把它背下来,我自己写英文作文的时候,我记得我还学过海明威体,结果被我的老师给“杀”了,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文体。对于福克纳,我们是久仰其名,他的《喧哗与骚动》我们都有,可是当时看不懂,可能我们只有少数人能看懂,像王文兴是看得懂的。除了这些美国作家,整个西方文学,我觉得对于那一代作家,影响最大的就是卡夫卡和乔伊斯,反而美国的这批作家影响不是很大,也许对王文兴的文体有些影响,可是没有直接的影响,因为中文和英文毕竟不一样。王文兴的文体是经过他自己提炼的,他常常说,他用的很多字眼是从“五四”时期的早期白话文来的,比如说有个字“祂”,他说表示东西的“它”字不好,他不用表示东西的“它”,那个“它”声音太重了。这种对语言精练本身的自觉,是从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来的,意象、象征,甚至于神话式的结构,都是当时流行的对于卡夫卡的解释。当时美国的学院派是怎么来解释卡夫卡的呢?有两种模式,一种模式是把卡夫卡当成尼采式的人物,就是他以宗教的文体、宗教的模式来反宗教,里面很多都是那种犹太式的对于上帝的控诉,所以有人认为,他反对爸爸,那爸爸就代表上帝,还有人认为伤口就代表上帝的什么东西,这种宗教式的神秘主义在五十年代美国学院派里面相当流行,这是一种模式。另外一种是受弗洛伊德的影响,也是有点神话结构的一种模式,就是象征主义,就认为卡夫卡的这一段象征什么,那一段象征什么,比如说马车的两匹马象征着什么。而象征的来源就是下意识,比如说伤口,居然把Rosa带进来了,于是就想到了性侵犯。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医生说不定下意识里很喜欢他的女佣,可是他驾着马车出去,他的女佣就被别人强奸了,这是一种侵犯,本来他想自己侵犯的,结果被别人侵犯了,于是他就变成了受难。我个人认为这种解释有点勉强。但就是这种东西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大,为什么吸引力这么大呢?现在回想起来,如果把这种学院派的因素和当时台湾的环境来比较的话,其实《现代文学》所代表的就是对当时台湾的庸俗的现实极度的不耐烦,就是非常不喜欢和当时台湾的现实接触。当时我们所接受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,所看的一些“五四”时期的文学,基本上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,我喜欢徐志摩,也有人喜欢郁达夫,都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。可是卡夫卡对我们的吸引力正在于,把我们带进了一种既不属于台湾的现实,也不属于当时冷战现实的一种神话的、神秘的、梦的世界里。我们每个人都自认为是弗洛伊德派,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喜欢尼采的,而就在这个时候,陈鼓应把尼采介绍到台湾了,陈鼓应现在就在北大教书。我们在生活上感到很无聊,那么怎么来宣泄我们的情绪呢?无聊怎么用抽象的语言来表现呢?我们就想到了萨特和加缪,于是就跑到当时的两家咖啡店,开始去的一家叫做田园咖啡店,后来去的叫明星咖啡店,现在都变成古迹名胜了,田园咖啡店已经没有了,明星咖啡店还有,古迹还在,就在那里听古典音乐,宣泄自己的这种不满,文学就谈卡夫卡,哲学就谈存在主义,就这么闹成一团。
文章来源:《新余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xyxyxb.cn/qikandaodu/2021/0617/62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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